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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组图]徐皓峰:武术曾是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之一,现在已经消解         ★★★
徐皓峰:武术曾是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之一,现在已经消解
作者:未知 文章来源:转载 点击数: 更新时间:2013-1-10 22:12:09

 

        日前,早报记者在京对《一代宗师》编剧与武术指导徐皓峰进行了专访。

  徐皓峰,1973年生于北京,初中短暂习武,曾在中央美院附中学油画、北京电影学院学导演。执教于北京电影学院之外,他拍电影,写专栏,出版小说,研究道教,整理民间武林人士口述。2006年出版《逝去的武林》,王家卫因此请他担任《一代宗师》的编剧与武术指导。徐皓峰执导的电影《倭寇的踪迹》入选威尼斯电影节“地平线单元”,新片《箭士柳白猿》获得金马奖多项提名。其长篇小说《武士会》于本月出版,堪为《一代宗师》前传。

王家卫外表时髦内心传统

  东方早报:你怎么参与到《一代宗师》中来的?

  徐皓峰:王家卫此前花了3年时间在北方武林中寻找民间高手,听到其中很多人提到我之前的一本书《逝去的武林》,然后他来找我,相当于我是他寻访的最后一站。之前他做导演时,都是自己编剧,但这次他想把北方武林的气质做出来,就让我联合编剧,一块写。我当时自己要做导演,介绍了邹静之老师给他。我说,“武术你自己懂,邹老师对北方的人情老理儿了解比较深,你们可以联手,我去尝试我的导演路。”结果他还是希望邹老师写文戏,我写武戏,毕竟编剧中能写武戏的不是太多,所以我就答应下来了,自己拍片的时候就写写停停。

  东方早报:跟王家卫合作的感觉如何?

  徐皓峰:他和人合作有他的方法。在中国习武和拍电影一样,很多都没有规矩,(因为在这样的环境下)所以他一开始并不是很容易信任人。我刚开始给他介绍一个东西的时候,他不见得相信。甚至他会用武林那一套:虽然判断这个东西是真的,但他还要再讹你一下,看能不能引出更真的东西来。一开始,他就是以这种方式来和我探讨,相当于对我进行考试。通过考试就好了。

  我一开始见到他的时候,觉得他是大导演,也犹豫了一下,因为在一个气派很大的人面前,你可能常常会觉得他是对的你是错的。但是建立信任以后,他给我的感觉就是高中、大学里的篮球老师,因为他身高特别高。熟了以后知道他其实是一个很友善的人,可以从他身上体会到大学同学的那种感觉,因为彼此完全不设防,他还喜欢展示自己的幽默一面。另一方面,他是一个读书量极大的人,在他时髦的外观之下,内心的核还是传统的。

  他生活中不戴墨镜。我觉得(在公众场合戴墨镜)很好,把自己的个人生活隐藏起来,他摘了墨镜在外面吃饭,没有人能够认出来,保障了自己的正常生活。

对叶问一段空白历史的猜测

  东方早报:许多武侠电影都试图回应文明冲突、民族危机之类问题,包括之前的几部叶问电影。在《一代宗师》里会有比较不同的诠释角度吗?

  徐皓峰:这个问题对王家卫同学来说可能是比较次要的问题,他其实更关注的是文化体制自身的(问题)。因为做中西文化对比的思路是一个比较老的思路,从清末、“五四”就开始了,做了一百多年,也没得出什么结论,事情不是对比一下就能解决问题的。尤其在对中国文化的问题上,对比本身是不公平的,拿别人的优点来对比我们的缺点,这个文化不就崩溃掉了么?王家卫为什么拍叶问,因为他是一个一直在表达西方的殖民地文化如何改变中国的导演,到《一代宗师》,他想的问题又向前演进了一步。他不要对比,对比只是第一步,对一个40岁的男人,要换一种思考方法,深入到这个文化体系的本身进行思考。他之所以花3年去探访民间武林也是这个原因,不要做什么高屋建瓴的对比,而是做深入的东西:文化体系本身到底是怎么回事,有哪些特征,有哪些症结。

  东方早报:那他会关注哪些东西?

  徐皓峰:王家卫对北方武林很感兴趣,之所以寻访3年,是因为要了解北拳南传的历史。上世纪30年代一次,解放前一次,都是大量的北方拳师南下。他想拍一个故事,关于南方武人叶问跟北方武人的交集。

  我们当时考虑的是,不单要写一个叶问,光写一个人是很局限的。《一代宗师》要写历史的隐情。在叶问的历史上,有一段时光是查无实据的,他到底去哪里了,干了什么事情,有一段空白,只有一点点蛛丝马迹。《一代宗师》就是对叶问历史上这个空白的猜测,也就是中华武士会第二代、第三代的时间段。

  中华武士会建立在1912年,它并不是一个泛泛的武士行会,是要以此建立中国自己的武士道精神。在武举制度、镖局制度消亡之下,习武人是消逝了还是演变成新的阶层,他们如何建立自己的武士道精神,这也是《一代宗师》的背景。

  东方早报:《一代宗师》跟王家卫以前的电影会有一些风格上的不同吗?

  徐皓峰:王家卫之前拍的好多青春色彩的电影、表达都市人心态的电影,其实都有它们的历史背景:一是中日战争,二是1949年大量的上海人移居香港,这是王家卫的历史,不管拍得多么现代,片子里始终会有一个上海老太太。而随着年龄的增长,人对历史的需要会加强,尤其进入中年之后,会变得空前的鲜明。西方人要完成自我,往往最终依靠宗教,如果未能完成这个归宿,会很焦虑。但是中国人(完成自我)的归宿往往是史学,我终于厘清了我自己对历史的脉,理清楚了历史的线索,我就知道为什么会有此刻的我。所以中国人的归宿是很具体的,虽然说得意而忘形,但是中国人的情感归宿一定是要形神俱妙的,这段历史中所有的人情世故都要弄得很清楚,在这种探讨中爱恨情仇可能很次要,时代的大悲剧可能也不是很重要,很多时候都是在探讨老的人情世故,老的规矩,这里面是有中国人的样子。所以中国人的乌托邦不是在未来,不是在想象中,而是在一个历史的瞬间,这是中国人的历史观。我觉得王家卫拍《一代宗师》,就是要完成这样一个归宿。

  东方早报:通过规矩来展现文化有没有一些细节?

  徐皓峰:比如拜师礼,现在很多影视,就说“来给师父磕个头”就算完成了。但按照规矩,在拜师礼上不是只有师父一个,还有相当于介绍人的引荐师,徒弟的父母也都得到场。门规要由训导师介绍,师父还要发给徒弟关于门规的帖子。整个拜师仪式完成后,训导师最后跟徒弟讲的一句话是:“师父从今以后是你亲人了,以后你结婚的时候就不能让师父拿钱了。”拜师礼之后是吃饭,现在有些影视里是“你师母已经包好了饺子,快去吃吧”,其实是不真实的,必须是去外面下馆子,即便徒弟很穷,那就去便宜的地方。这些在《一代宗师》里都有体现,一个行业肯定有其特殊的人际关系、人情世故,跟其他行业不一样的。比如梨园行的规矩肯定跟脚行完全不一样,《一代宗师》就是希望能展现那时候的武人怎么说话、怎么做事,个中心态,人与人交往的分寸感,这样一系列的规矩。

  废除师徒制是建国之后在各行各业实施的,现在渐渐在恢复,但经历了五六十年无师无徒的时代,要恢复其实很难,这也是文化的悲哀,没经历的东西很难复原。


 

让不会武术的演员会武术

  东方早报:为什么要让演员花好几年时间来学武?

  徐皓峰:这是王家卫要创造一个新的方式,这也是香港人的自我造反。因为以前说香港的武打片厉害,主要是武术指导厉害,比如程小东、袁和平,以演员不会武术为标准,通过武术指导,把演员拍得武术很高的样子。这套拍摄方法已经普及,那现在就需要一个造反。剪接方法、武术设计再漂亮,也没有专门的武术家漂亮,王家卫想做到的是返璞归真,他觉得真的东西是最好看的。

  东方早报:为什么给章子怡、梁朝伟、张震的角色设置这样的武术门派?

  徐皓峰:“梁朝伟”是咏春拳,相当于一种作为个人爱好的,不受政治和传统干扰的民间小拳种代表。而代表门派传统的,就是“章子怡”这一支,她是中华武士会的第三代,“赵本山”是第二代。而“张震”的八极拳,在武林属于边缘,但是有政治背景的,跟满清皇家走的比较近,溥仪自己还是八极拳的传人。当时东北有汉奸、日本人、志士,是个复杂的乱局,王家卫很感兴趣,就需要张震来展现这个乱局的背景。《一代宗师》等于通过这三个人总结了习武人的三种类型。

  东方早报:咏春、八极、八卦三个流派在武学上各自有什么特点?

  徐皓峰:中华武士会是形意和八卦合练的门派,把八卦和形意变成了一家。特点是兼有形意的强劲和八卦的步法。有句话叫八卦手黑,是说八卦拳打在人身上的角度比较刁钻,但这个手黑是步法卓越的原因,手黑其实是脚黑,走位带动出拳刁钻,不好防。八极拳的特点就是刚猛,一碰上就发力,属于力战型,适于对付群殴,所以看预告片你就可以发现张震都是一个人对付好多个人。咏春是一种贴身近战,非常简洁,梁朝伟现在的实战能力已经很强。

  东方早报:有多强?

  徐皓峰:拍摄的时候,我看过梁朝伟和章子怡的替身、一个职业的八卦拳师对打。这是一个长镜头,我觉得梁朝伟的水平已经是职业武术运动员的水平,一整套动作连续性地应对、展示下来,基本每条都保持很高的水准。

  东方早报:梁朝伟打咏春跟甄子丹打的有什么差别?

  徐皓峰:师承不同。甄子丹的师父是叶问的儿子叶准,洪金宝(电影《叶问》动作指导)也懂咏春,再加上甄子丹自己原来有综合格斗的底子。梁朝伟则是师承梁绍鸿,梁绍鸿的风格还从来没有出现在影视作品中,这也是梁绍鸿的咏春拳首次呈现在大银幕上。

  梁绍鸿是咏春里面比较实战的一派。他是李小龙的师弟,以前是香港的富家公子,到美国后家境落败,觉得自己可以依靠教授咏春拳生活,就把全部的积蓄拿出去租武馆。结果搬进去之后,发现外面时不时就有枪响,还有黑人来砸场,他才知道那地方是当地最乱的区域。他就是从那么艰苦的环境走出来的,所以会更注重实战。

  东方早报:前段时间张震参加八极拳比赛,还得了第一,这是电影方面的安排吗?

  徐皓峰:我觉得不见得。张震师从的是八极拳的名师王世泉,他拿了第一并不见得说他胜过他的师兄弟,因为他参加的是表演赛而不是对抗赛。这对演员是有优势的,像功底这个东西,只有动手较量之后才能判断,张震当然也有他的功底,比如他发劲很好,但也不能说苦练几十年比不上半路出家什么的,而是拳师在做同样动作的时候,看起来肯定不会像演员那么漂亮。

  像我最新的电影《柳白猿》里,要拍大枪戏,就送演员去武术师父那里学。师父特别高兴,说自己教了30年徒弟,但是在教演员的时候获得了平生没有过的快感,他还说以后要教徒弟只教演员了。因为教职业演员学武术特别轻松,演员自己有形象思维,知道怎么把动作做得好看。所以可以理解张震为什么能在八极拳里这么受宠。

 

后继无人的武林悲哀

  东方早报:现代社会还有武林高手吗?

  徐皓峰:实战中日本空手道永远打不过泰拳,原因就在于,泰拳是职业的,而空手道都是业余选手。中国也一样。清末民国,武术是一种职业,可以做镖师、教官,但现在武术职业已经不存在了。祖师爷传下来的技艺再高超,已经没有时间达到个人传承了。

  东方早报:那王家卫寻访的那些民间高手呢?

  徐皓峰:他们是高手,但是在武林中也是凤毛麟角了,而且都是60岁以上的老人了。你看纪录片里,他们和徒弟搭配表演,年轻的徒弟和师父一交手就被打败,可见后继无人。这种后继无人的武林悲哀是很难改变的,就好像国家再大力扶持京剧也很难实现它的辉煌。

  这些师父年轻的时候花费大量时间学武,而武术在社会上不是职业,是没有前途的。大学里面虽然有武术,但只是表演性质的武术。但凡你学表演套路,师父所传的就不是真东西。表演套路里实战的一些内容,对付普通人还行,对于行家很难。因为实战主要练习的就是反应、距离感、击打。如果不经常演练,是无法跟职业武人对打的。

  东方早报:武术文化的传承有过怎样的变化吗?

  徐皓峰:在中国历史上,文人有私塾,武人也有私塾。像岳飞不是在武术学校学习,而是通过家族关系送到武术私塾。国家考武状元,都是通过乡间武术私塾关系介绍,没有对社会公开。

  后来到了民国,武举人制度被废除后,变成了武馆制度。武馆也不是表演性质,而是培养保镖、培养军队教官,公开比武,允许踢馆发生。后来南京政府成立了中央国术馆,就是国家武术学院,也延续了清朝武状元的国考比赛,一共办了两届,各门各派进行大规模的比武,20多个省、400多名选手参加。清朝考武状元还主要是技能测试,像马术、射箭等,有点像奥运会各项赛事,把武术切成单项比赛。民国的国术比赛是真打,没有统一护具,分成各种门类,受伤的比较多,也有死人情况。

  建国之后就把这个制度废掉了,但是又没有延续技能测试的方式,武术赛就改成打套路,但是套路跟实战差异很大,往往谁好看、有风度就容易得名次。所以李连杰连续5年获得全国武术赛冠军,一是因为他长得好看,有英气,另一个是他打得好看,同一个动作,李连杰一打就跟别人不一样。

  东方早报:为什么原来武术、武人地位这么高?

  徐皓峰:武术界的人的地位提升是在民国。大家只知道那时候戏子一下子成为名流,其实练武之人也是。这个契机就是因武士会形成的。武士会虽然名义上是民办的,但是有北洋政府支持,冯国璋出的钱,袁世凯点的头。后来到了国民党时期,南京政府开始办国术馆,是国家编制,各省都有。这种尚武,北洋政府和南京政府是有连贯性的,是要通过习武重塑民族性格。强身健体是武术,保家卫国是国术。京剧之类被称为国粹,只有武术被称为国术,就是因为含有保家卫国的含义。现代战争,短兵肉搏已经不可能了,国术主要培养的是精神意志力。

  另外,武术学的并不仅仅是武术、技法,还包括武德。武术其实是把几千年的中国人的道德文化进行了高度提炼。习武之人相当于黑白两道之间的灰色,对下保护民间秩序,对上沟通社会名流。武人的自处之道就是对外不受辱,对内不自我欺骗,有自尊,有修养,强调荣誉感,重义轻财,跟人交往时特别讲礼节,乃至比读书人更讲究礼节,因为需要服众。武术并不是狭隘的胜负,而是要服众。像日本的武侠片体现出来的道德感,决斗达到了功力极致,一刀下去对方就死了。但是中国武侠片里,决斗分出胜败,一剑顶在你喉咙就不动了,对方心服口服,对周围的旁观者也是立威服众。

  像29军大刀队、冯国璋的队伍,都是请武术名师当刺刀教练,这不是简单的移植一个技术,因为任何一个群体里面必须要有道德,而军队里面往往又比较粗糙(希望通过武术建立这种道德)。

  东方早报:为什么日本的武士道建立成功了,而中国的却没有?

  徐皓峰:日本的武士道建立是在20世纪初。最初是日本为了打日俄战争,要建立新的大众偶像,所以把原来地位很低的武士提升成新的偶像,原来武士不过是地方诸侯的家臣。比如武圣宫本武藏,历史资料非常少,关于他的资料基本都是来自小说,说明他在历史上本是个不起眼的小人物,他的形象是被文学人为地建构起来的。之后的一个契机是二战,当时日本被美国打垮了,武士道废了,那时候美国大兵在日本街头公然强奸妇女,满大街站着400多名武士,没有一个人出来制止,可见精神完全垮掉了。直到黑泽明拍摄了《七武士》,日本人通过武士道找到了民族自尊心,找到了自信,一找到之后不放松,各个警察厅、中学里开始恢复剑道、柔道,各种二战之后的武侠小说开始昌盛起来。武士道成为日本恢复民族自信的非常重要的资源,一直延续到现在,它成了日本人生活的一个常态,成了文化艺术上的一个重要补充。

  而中国的武士道,未能延续下来,甚至我们都忘掉了。从武士会到国术馆,都是要解决民族精神问题,恢复民族自信,但我们的文化主流不是以本民族的文化,而是以欧美文化,后来是苏联文化为主流,加上战乱,种种意外或者天然的原因,比如取消师徒制等,没能延续下来。

  东方早报:武术式微是否与体育地位提升有关?

  徐皓峰:性质上不一样。武术的本质是杀人之技,等于说是国之利器不轻易示人,要在关键时刻才使用。体育是一种平时健身的方式,甚至都会提出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口号,用这种方式来降低竞争性。而武术面对的是最大的竞争:生死。这两者在标准和方法上也不太一样。事实上,东方人的世界里没有教堂,东方人的教堂是聚会,比如说农村的拳场、城市的武馆,或者日本的道场。义和团之所以闹起来,就是因为拳场成为山东、河南乡村的主要生活方式之一。西方人在中国土地上建教堂,中国人反感,就建立了拳场,以此为基础才有义和团这么大的运动。拳场、武馆是清末以来中国人的主要生活方式之一,但是现在没有了,1949年以后延续了一阵子,但最后消失了。但文化要流传,必须是有一个形式的。像日本,并没有把东方的武技变成西方的体育课,还是以武道馆的形式保留了武士道文化,不仅传武技,还传规矩、传道德、传礼节。中国的年轻人愿意去上跆拳道的道馆,上剑道的道馆,因为他觉得有规矩,有服装,有人和人交往的礼仪和团队的道德,而他们不愿去中国的武道馆,唯一的规矩可能就是廉价的松垮的中式服装,还可能有很多夸口的骗子。

  东方早报:是否还有一些原因,比如生死观转变,现代社会对个体生命价值的强调,使得武道渐渐与日常生活脱离,成为一种只可远观的东西?

  徐皓峰:是,武道的生死观其实是“敢死”。你只有敢死,才可以坚守某一种价值,当然也许你最后是没死的,但要“敢”,我们原来的革命爱国主义教育也是这样宣扬的,日本武士道也是这种精神。如果一个民族“敢死”,它就不可战胜,因为有必须固守的价值观,有强大的精神支柱。而如果一个民族是以“好死不如赖活着”作为心理底线,那这个民族的精神一定是很单薄的,是垮掉的。如何重新塑造民族精神,光靠读书是不够的。


希望重塑叶问品牌

  东方早报:你所提到的那些武林中人的文化、规矩,在多数武侠片中很难看到。

  徐皓峰:武侠片在中国很多时候是为了满足劳动阶层的某种需要:体能上的幻觉的欢娱感、人种的欢娱感。武打片里男的打架一定要脱了上衣,也是这个原因。包括李小龙对功夫片的变革也不是在审美和故事情节上,而是改变了打斗的场面和方式,还要喊一句“中国人不是东亚病夫”,这就是一个人种学的口号。真正在审美上做出改变的是胡金铨导演,但是胡金铨并不为劳动人民所接受,他后期的武侠片,高级人种学的优越感的幻觉出现得很少,人们觉得看了不过瘾。有些东西可能你觉得它低俗,但是存在了很多年毕竟有它的道理,群众基本的愿望我们还是要满足,但是最可怕的就是一个文化产品只有一个层次。

  东方早报:对很多年轻人来说,港产武侠片奠定了他们对武侠的想象。

  徐皓峰:香港电影有一个很大的市场在东南亚及黑人地区,他们看武侠片并不当其是武侠片,而是当综艺节目,当一个晚会。你看香港很多武侠电影,情节并不完整,由一些打斗场面拼凑,但是对这个市场来说够了,拍到这个程度就可以赚钱了。所以这就造成了香港电影不重剧作,把全部精力放在武打和枪战上。技术上不能和好莱坞比拼,就发明了“小米加步枪”的方法——既然没有那么多钱置景,那么就用镜头分切来拍,结果倒别开生面了。这种方式的成功影响所有好莱坞大片的打斗都是港式电影的打斗、剪切,而它的失败也因此而起,精力过分集中在上面,对其他要求就放松了。而大陆的电影基础是在苏联电影的基础上,看很多香港商业片就觉得是简装电影,比较抵触。而且香港的商业模式是一部成功就不断追拍。有时候香港导演来大陆拍戏,第一部会很谨慎,但如果一旦成功,第二部往往就又回到“这样就可以了”的东南亚成功经验的思路了。比如,《叶问1》很谨慎,《叶问2》就比较薄弱,故事基本模仿《武林志》,接着到《精武风云》,导演就完全陷入“这就够了”的思路,大陆观众就会觉得“为什么越拍越差呀”。对于香港导演来说是合理的商业举动,但是大陆观众有作品的概念,来回比较就会觉得一部不如一部。

  东方早报:但这种方式反过来也会引导观众的口味,你怎么看这种影响?

  徐皓峰:全世界的人看日本的剑戟片,看的是里面的文化;看中国的武侠片,看的是里面的打斗场面。这么一对比,差距就体现出来了,但这也是有必然的:日本在自卑心理中,有一种文化上的诉求,所以就发展起来了;中国武打片是只要打下去就能赚到钱,所以不能纯粹从文化上去评价谁高谁低。日本在二战前的武士剑戟片也是单纯暴力的,但因为融入文化的东西,才到现在的境地,不然就死掉了。像美国西部片,因为只是打来打去,背后的一点点文化依据太单薄了,就死掉了。到下一阶段,武打片也一定要融入文化的东西,不然是会死掉的。

  东方早报:武侠片的出路有哪些方向?

  徐皓峰:一方面,像日本剑戟片一样,更多保留传统的意识、传统的风俗。另外一点,武侠片和生活是有距离的,所以武侠片可以和黑帮片一样,成为一种寓言性的电影或者说是一种比喻性的电影。毕竟黑帮片很多时候并不是在说黑帮的事,人们看黑帮片并不是学着如何除掉办公室的同事。黑帮片通常完成的是两件事,一是完成雄性的图腾,二是对权力结构的隐喻。

  我自己的电影,我命名为“武行电影”,跟武侠有一定区分,因为武术对我来说不是一种想象,而是一个具体的、实在的行业,我接触过的武林人物是真实的、在城市里定居的,武功招数是有渊源的,是一个实在的行业,按照规矩、按照人情运作,但我还是需要培养自己的观众。比如金庸很成功,他把武侠小说的读者的文化层次提升了,我希望在影视上做到这一步,看惯欧美动作片的人,第一次看我的片子可能有一个审美落差,有反感,可是看第二遍的时候,就可能会觉得里面有妙处,有道理。我还是希望能培养一批文化程度稍高,最好是对传统文化感兴趣,能产生共鸣的观众群。

  东方早报:你是否觉得一些武侠人物比如叶问被过度消费了?

  徐皓峰:这个现象和香港电影追拍的特点是联系在一起的。当年李小龙去世的时候,全世界出现了100多个关于李小龙的电影,中国人、泰国人乃至黑人都来演李小龙。这是一个高度的消费品,也是无可厚非的商业模式,跟电影市场的不稳定相关。比如美国电影的商业市场相对稳定,制造的东西不会被过度消耗,所以《蝙蝠侠》大卖之后,一定隔几年再拍,不会跟着拍,而且非常谨慎。这就是品牌意识和跟风意识的差别,前者看的是品牌的商业潜力,不能倒,不能让它贬值,我们目前的电影市场还没有这意识,一看这个赚钱就赶紧都来了,还是小商小贩的水平,这也是中国制造业那么发达但是没有建立起世界品牌的原因。叶问的确是被过度消耗了,但希望《一代宗师》能够重塑起这个品牌。

  东方早报:民国时期有武侠热,上世纪80年代也有过,这两种武侠热的心理成因是否相同?

  徐皓峰:民国时候的武侠热,一是因为闲人社会里大家有谈古谈奇的需求,二是面临列强入侵,要寻找文化的自尊心,所以很多武侠小说会写传统文化。当然这种自尊心可能也是精神鸦片,比如还珠楼主的小说里,有炸弹、原子弹之类,但这不是科技发展,而是武功练出来的,所以还珠楼主建国后写的检查,说自己写的是精神鸦片,这个词很严重了。上世纪80年代的武侠热,是因为现实生活单薄的悲哀。我们那代人当时最盛大的文艺活动就是看周润发的《上海滩》,受到的教育就是黑帮教育。之后才看到金庸,当时最吸引的不是武功招数,而是其中对中国文化各个领域的展示。这才知道了生活的丰富性。

  东方早报:可以理解成,武侠热里有一种希望重建民族主体性的需求吗?

  徐皓峰:其实这30年,我们没有建立起主体性,我们的价值观是混乱的,很多人觉得活在拜金主义时代,觉得没有人情,没有道义,人也是没有风度的。上世纪80年代的武侠热相当于只是打了一次鸡血。之前百废待兴,社会逐渐稳定的时候,大陆也学香港,拍了几部武侠电影,《武林志》、《少林寺》等都不错,但之后武侠热非常迅速过去,被霹雳舞热取代了。

  东方早报:还没有到一种文化自觉的程度,只是一种潮流?

  徐皓峰:对,这种热迅速被别的东西取代,而且对文化的新鲜感也就是在上世纪80年代,1990年代经济搞活之后,大家唯利是图,钱成了唯一的标准。街头打群架的,唱歌的,比拼录音机的事都没了,都忙着赚钱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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